给地税“上手铐”，给居民“下剃刀”：新西兰改走“用者付费”路线，奥克兰市长威胁CRL可能停运
后花园12月2日报道
在 Christopher Luxon 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政府最近推出一项颇具“取悦选民”意味的政策举措：为地方政府的地税年涨幅设定上限。
此举并不让人意外：民调显示民众对遏制地税上涨有强烈诉求。今年8月的一项 Taxpayers’ Union-Curia 民调中，高达64%的受访者支持设立涨幅上限，只有22%反对，各党派选民都展现出相似态度。这股民意在刚结束的2025年地方选举中也有所体现：在全国18个地税涨幅达到两位数的地方议会中，有14个选出了新市长。选民用选票表达了对地税暴涨的不满压力，促使新政府将控涨提上日程。
“2%–4%”弹性区间：政策细节与中央期望
本周一，Luxon 总理携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tts 正式宣布了地税涨幅上限政策。根据该方案，从2027年起地方议会的年度地税涨幅将被限制在2%–4%之间。2%的下限参考了央行设定的低通胀目标，而4%的上限则大致与过去长期GDP增长水平接轨。Watts 解释称：“设定下限是承认一个事实：地方议会需要投资维护现有资产。承诺‘零涨幅’并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政涵盖所有类别的地税收入：包括一般地税、专项地税和统一年度总收费（UAGC）等，但并不涉及水费及其他使用收费等项目。地方议会如需超过4%的上限，必须向中央政府指定的独立监管机构申请豁免。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如重大自然灾害，或长期历史性严重投资不足需大幅追赶）才可能获批超限。此外，政策将每三年检视一次弹性区间的合理性并视情调整。
尽管法律2027年1月起生效，但将给予各地一段过渡期，到2029年7月才全面强制实施。对此 Watts 强调改革需要谨慎推进：“改革做得太快太粗糙，代价往往比做得正确更高。”同时他警告各地方政府不要借机提前猛涨地税，否则中央政府不排除动用《地方政府法》授予的权限直接介入。
政府为这一上限安排赋予了颇高期望。Watts 在宣布政策时直言，各地方议会须“专注提供基本服务、量入为出，并对所服务社区更加透明和负责”。换言之，中央希望地方政府紧缩开支，“停止那些乱花钱的愚蠢举措”，将有限资金用于刀刃上。Luxon 总理也强调，中央政府自己在管理财政时都必须精打细算，地方政府也应如是，将此举描述为为纳税人“打造一个全国都能信任的模式”。在他看来，4%的上限“非常合理”，足以让地方议会度过难关，同时确保居民不再面临每年两位数的地税暴涨。
地方议会的担忧：基础设施与服务如何维系？
尽管政策迎合民意，地方政府层面的反弹却早有累积。多年来，各地方议会和其代表组织一直强烈反对地税上限制度，认为此举将大幅削弱它们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进而迫使服务品质下降，并带来财政不稳定的风险。
事实上，根据内政部数据，在全国78个地方议会中，2025/26年度计划将地税涨幅控制在4%以内的目前只有区区4个（丰盛湾区域议会、怀托摩区议会、旺阿努伊区议会和北地区域议会），绝大多数地区的财务需求都远超这一幅度。要各地在短期内把涨幅硬压至上限之下，可谓挑战重重。
地方政府协会（LGNZ）代理执行长 Scott Necklen 对新政策表达了谨慎态度。他在政策发布记者会上表示，庆幸中央从先前考虑的“硬性上限”退了一步，改采弹性区间，让地方有一定回旋余地。然而Necklen强调，即便如此，上限仍可能限制地方在道路、桥梁和公共交通等核心基础设施上的关键投资。
他指出，新南威尔士州的“地税帽”就曾带来消极影响：由于申请豁免流程冗长繁复，许多议会每年基础设施维护预算都出现数亿缺口。Necklen 引述澳洲经验警告称，在官僚限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只能眼看道路失修、管网老化却无力筹资修复。“上限听起来美好，但现实可能是基础建设进一步滞后。”他担心类似困境在新西兰重演。
一些地方首长也直言忧虑政策效果。吉斯本市长、LGNZ副会长 Rehette Stoltz 强调，自己所在城市的确有不少贫困社区，快速攀升的地税令居民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议会仍需要资金来维持必要的公共设施”。她列举道：“我们需要畅通的道路、可靠的污水系统、连接社区各处的桥梁，也需要让城市宜居的要素：公园、运动场、图书馆、博物馆都很重要。”
在Stoltz看来，地方政府的职责正是平衡好低税负和好服务之间的矛盾。她还质疑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地税上限依据是否合理，因为市政建设的实际成本上涨幅度远高于CPI。独立经济咨询公司Infometrics在2024年的研究就显示，2021–2023年短短两年间，新西兰桥梁建设成本上涨了38%，污水处理系统成本上涨30%，而同期CPI通胀仅约19%。
Stoltz 形象地说：“地方议会又不去买香蕉、厕纸或尿布，我们买的是柏油、钢材和混凝土……这些东西的涨价完全不能用CPI来衡量。”
同样对上限心存疑虑的还有新当选的惠灵顿市长 Andrew Little。这位前工党部长指出，各地议会本就努力控制成本，但若还要硬性卡在4%之内，连惠灵顿目前用于升级管网等特別征收的资金也将受限，“只能从其他渠道找钱”。
Little 也提醒道，建设领域成本往往跑赢通胀：在地税被封顶后，议会维护基础设施的能力会被削弱，长期来看资产状况只会恶化。“当沥青一年涨价30%，却只能把地税提3%，我们还能保持现有道路状况吗？”
不少地方领袖担心，为了在地税收入受限下平衡预算，他们将被迫抬高各种收费来弥补缺口，而这些用户费用并不在上限范围内。例如，提高泳池、体育馆等社区设施门票，增加停车费，推行垃圾处理按量收费，甚至引入家庭水表、按用水量计费等，都在可能选项之列。然而，这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公共服务变得“用者自付”后，低收入群体将首当其冲，许多人可能因此放弃使用原本负担得起的市政服务。
Little 就担忧地指出，目前一些公共泳池、图书馆之所以能维持低价甚至免费，正是靠其他收入交叉补贴，“一旦全改由用户埋单，大家使用这些设施的意愿和机会都会降低”。
奥克兰的挑战：7.9%涨幅与上限相冲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无疑是地税新政影响下的焦点案例。今年，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就计划在2026/27财年将住宅地税提高 7.9%，远超未来4%的上限目标。Brown 此举主要是为填补标志性工程：城市铁路环线（CRL）每年2.35亿纽币的运营费用。但这与中央设想显然背道而驰。对于政府拟议的地税涨幅封顶，Wayne Brown 毫不客气地批评称此策略“根本行不通”。他质疑中央政府：“他们到底认为我们该怎么支付奥克兰所需的一切？像城市铁路环线这种项目，是多届政府和议会共同拍板的决策，投入巨大。议会必须为这些重大投资负责，政府却想现在来绑我们的手脚。”
Brown 直言，强制上限无视了地方政府对自身预算和基建需求的了解。他自认一直倡导让奥克兰市民“物有所值”，但如果连问题在哪都没搞清楚就一刀切限涨，“只会把问题往后拖几年，最终让纳税人付出更大代价”。
他警告说，如果按照政府设想行事，奥克兰明年势必要削减对CRL运营的拨款，“结果我们可能会得到一条没有列车、没有司机的环线铁路”。
对于 Brown 的抨击，部长 Simon Watts 随后在媒体节目中回应称，设定上限是迫不得已，因为全国许多居民近年正面临高得难以承受的地税涨幅。
“现实情况是，我们社区里的许多人根本无法每年承担20%的涨幅。”
他表示有信心与地方议会合作推行这项政策，并重申2%–4%的区间“非常合理”，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障必要服务持续。
他透露政府将在未来一年敲定实施细节，包括豁免申请的具体情形和流程等，并希望奥克兰等城市积极参与制定一个可行方案。
奥克兰市议会内部也开始为应对上限未雨绸缪。Manurewa-Papakura的市议员 Daniel Newman 就警告说，为了把地税涨幅压到4%以内，市议会势必要做出痛苦抉择，一些看似“昂贵”的项目和服务恐怕难逃审查。他点名举例了横跨海港的市政渡轮服务：像Devonport、Bayswater等热门航线目前由议会出资运营，成本高昂，“我们必须认真讨论还能否负担得起这些服务”。
也许不久的将来，奥克兰的居民就会发现，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服务频次减少了、质量下降了。例如，市议会可能削减部分公园养护、延迟道路维修，甚至过去几年大力推进的部分自行车道项目也可能叫停。
各方政治表态：隐忧与分歧
地税上限政策也成为政治焦点，朝野看法迥异。现任执政联盟（国家党-行动党）的立场自不必说，他们正全力推动这一“履约”政策落地，并强调这是纾解民生负担、督促地方勤俭的必要之举。但在野党则普遍持批评态度。
工党地方政府事务发言人 Tangi Utikere 指责说，执政联盟一方面把道路、人行道、公园、图书馆等基本服务的成本压力推回给地方议会，另一方面自己却不承担责任。“在不清楚对基本服务影响的情况下就贸然设上限，并不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做法。”
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则提醒，表面上看上限遏制了地税，但很可能转化为老百姓在其他地方掏更多钱：“地方议会会被迫通过提高收费来弥补缺口。”他预测，如果强推上限，许多地区很快会出现水费普及化、水价上调、垃圾处理费上涨，甚至去市立游泳池带孩子玩都要比以前花更多钱的情况。
他同意近期一些地区地税暴增达两成确实“完全不可持续”，但质疑政府只是头痛医头，“真正的问题是未来几十年里地方议会要如何负担起我们要求他们提供的那些服务？”对于如果明年大选工党上台是否会废除该政策，Hipkins 暂未正面承诺，表示还有待仔细评估，“所有决定都会由我们的团队共同作出”。
绿党也公开反对设限。绿党地方政府事务发言人、前惠灵顿市长 Celia Wade-Brown 批评这一措施无助于解决地方长期基建投资不足的问题，反而和政府鼓吹的“地方自治”原则背道而驰。“中央将地方议会当成替罪羊，掩盖的是自身政策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的事实。这种粗暴的手段只会逼得地方提高收费，对低收入者伤害最大。”
相比之下，行动党领袖 David Seymour 表态支持设置地税帽，他将地方议会形容为区域性垄断机构，“既然是垄断，中央就有必要限制其涨价能力”。他指出许多现任市长和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承诺要控制地税涨幅，这恰恰说明公众支持强有力的监管。Seymour 还乐观地认为，中央政府推进的资源管理体系改革等将降低地方行政成本，为地税上限的实施扫清一些障碍。
服务还是收费？上限下可能的连锁反应
综合多方观点，可以预见，地税设限将迫使地方议会在削减服务和增加收费两方面做出取舍。
在收入被人为压顶的情况下，“开源节流”将成为地方财政的新常态。首先是节流：各议会势必要精简自身支出，把资金优先用于法律要求的核心职能，例如垃圾清运、治安消防、供水排污等民生必需品。一些非紧急或锦上添花类的项目则可能被砍掉或推迟。经济学家 Cameron Bagrie 分析称，新规将迫使议会回归本位，“只负责垃圾处理等必需品”，更多非核心项目将改为“用者自付”。他甚至预计，“很多连锁反应可能随之而来：一些议会可能不得不考虑合并、变卖资产、精简机构，同时千方百计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对普通居民来说，这意味着过去由地税覆盖的部分公共服务，未来要么消失要么转为收费使用。举例来说，一些市长已经放风，图书馆可能不再全年无休开放、部分馆舍营业天数减少；公园绿地的维护频次降低；道路修补将延后。在惠灵顿，因为政府补助减少，该市今年已削减了道路养护预算。Porirua市长 Anita Baker 直言，他们市议会的各种收费标准几乎已涨到极限，若再不涨地税，“只能动削核心服务的念头”了。
另一方面，各地也在绞尽脑汁开源。既然地税不能随需而涨，那么就从用户收费上想办法。在政治阻力相对更小的领域，多收一点是一点。这种倾向早已露出苗头：坎特伯雷地区议会近期把公交车和市政渡轮票价提高了50%；黑斯廷斯和尼尔森将火化和墓地下葬费用上调了最多34%；Waitaki 在两年内把养狗执照费提高了一半；Waipā 则将流动商贩的许可费翻倍至355纽币。南怀拉拉帕区长 Martin Connelly 更表示，正考虑上调议会运营的老年公寓租金：过去地方用地税补贴这部分租金，相当于让一群领养老金的业主去贴补另一群领养老金的房客，“这不公平也不可持续”。在陶朗加市，议会已于今年8月开始在市中心边缘道路引入路边停车收费。旺加努伊市长 Andrew Tripe 透露，他们今年已将停车费从每小时2纽币提高到3纽币，未来计划扩大收费覆盖范围。这一系列举措帮助旺加努伊将本年度地税涨幅控制在仅2.2%，Tripe 建议其他议会也考虑通过类似手段控制涨幅。
然而，“东墙补西墙”终非长久之计。新西兰工会联合会经济学家 Craig Renney 警告，如果收入限制过严、债务空间又有限，一些地方议会可能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不排除未来不得不请求中央政府纾困的可能。在那之前，更现实的场景恐怕是各地政府轮番开启“收费季”，对原本免费的或象征收费的服务项目反复征收。“一旦地税被卡死了，他们就会变着法子在能收钱的地方尽量多收。”
Renney 提醒说，英国一些实施严格上限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前车之鉴。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北部 Barnet 区议会：因为对所有服务都明码标价、层层加价，被戏称为“易捷市政”（EasyCouncil），类比廉价航空模式：机票（地税）只管把你从A带到B，行李、餐饮、选座这些额外服务全都另收费。
Barnet议会当年为了削减开支、限制市政税上涨，采取了一系列激进做法：先是提议将儿童在公立墓地下葬的费用提高三倍（因民愤太大作罢），接着把几乎所有市政服务外包给一家私企，而该公司上手便调高了停车费等收费项目，甚至一度考虑给每户的垃圾桶装芯片、按垃圾重量收费。虽然这些做法表面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却加剧了社会不公：私人承包商甚至为付更多费用的人提供“快速通道”审批服务，“意味着根据财富而非需求来对待不同群体”，引发公众强烈反感。
Barnet 局面最终在政党轮替后得到扭转，新领导人 Barry Rawlings 上台后逐步结束了这种“基本服务靠税、其余服务靠费”的模式。但Rawlings 在接受采访时也感叹：由于英国法律对市政税涨幅有限制，而提高各种收费在政治上反而容易些，因此压力之下地方政府难免倾向多收费用、少提地税。“问题是，当你被锁死在通胀线以下，又缺乏灵活性的时候，还能怎么玩出新花样？这会起到压制作用，让地方政府失去创新空间。” Rawlings 的警告，同样值得正走在设限路上的新西兰决策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