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再迷恋北上广
2月19日元宵节,这是工作以来,张子豪第一次和家人在这个节日一起聚餐。
往年此刻,他已经返回北京,坐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工位上,多数情况下,他会以加班来度过这个节日。不过,今年春节过后,他决定留在家乡成都。
从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妻儿留在成都,每年有一半时间,妻子会带孩子到北京和他团聚。张子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腾讯,大约4、5年之后,跳槽换到趣店。
对于张子豪来说,厦门和成都同样意味着离开一线城市,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回家。
张子豪背后,是大批互联网“大龄程序员”的共同选择。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竞争、户口、生活成本,使这些已经成家的程序员们考虑“逃离 ”,回到二、三线城市。
如果说,张子豪表达了部分互联网从业者的心声,他的前东家趣店“南迁”,则代表了部分互联网企业的选择:出于成本、政策等多方面考虑,将公司总部迁往二、三线城市,或是在当地建立“第二总部”。
在最近几年中,除趣店外,在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也被称为新一线城市)落户或建立分部的互联网企业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字节跳动、小红书、锤子科技、瑞幸咖啡,不一而足。
这些企业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税收、人才、更多活力和更前沿的互联网模式。但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公司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也可能为热烈欢迎他们的“新一线城市”带来潜在的风险。
在互联网公司大迁徙的潮流下,中国互联网版图正在经历新一轮调整。
到二线城市去
2007年,腾讯在刚刚开始运营的成都天府软件园中,买下两栋楼,建立成都分公司。十年之后,在全国爆红、成为腾讯营收支柱的《王者荣耀》,即诞生于此。
2009年,阿里进入成都,并宣布在此建立研发中心,投资1亿美元,成为四川互联网行业当时最大的投资项目。
时过境迁,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已逐渐消声。再次引发“互联网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是在2017年10月,小米CEO雷军宣布将在武汉建立小米的第二总部,总计将投资230亿元。
在201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雷军谈到,鼓励员工转岗到武汉工作,虽然初期条件差一些,但到2019年9月,条件将会大幅度变好,到时将按照到武汉的落地人数分房。
小米“南迁”仅仅是开始,从2017年至今,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显得有些“标题党”的话题下,一系列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成都、武汉、西安、厦门、海口等城市落地,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继续扩招。
如果说互联网企业向二线城市的迁移,对于一线城市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失去,对二线城市,则是“得到”和“发展”。
在人力成本上,多数情况下,从一线城市迁来的员工薪水不变,不过,一位二线城市互联网招商人士表示,在本地招募的员工,薪水约为一线城市的八成左右。
成本降低,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倾斜到规模扩张上。2018年8月,小米人工智能业务部迁至武汉时,雷军对小米人工智能与云平台副总裁崔宝秋许诺,公司对搬迁到武汉给予3倍支持,在北京招1人,对应在武汉可以招3人。
“新一线城市”间的争夺战
随着商业资源集聚、城市人口活跃等指数飙升,二线城市中,成都、武汉、南京、天津、杭州等地被冠以“新一线城市”之名,他们在吸引互联网公司方面,开始了新一轮争夺战。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到来,新一线城市们正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梯队”正在形成。
为了吸引更多互联网企业前来落户,税收、租金、土地等优惠政策,成为各地给出的标准配置。
除了财、物等硬件支持,新一线城市在争取互联网企业落户的过程中,也在提供了“软件支持”的配套服务。
“最后一轮面试,有二十多个人参加,”该办负责人回忆,“面试官包括高新区最大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一把手,相当于让企业自己来决定服务他们的人选。”
硬币的两面
在成都投资锤子一年后,2018年10月,一名自称锤子成都公司的员工,在微博爆出锤子科技开始大规模裁员,或许面临解散。锤子随后回应,公司是在进行北京、深圳和成都三地的人员整合,以增强研发实力。
有接近成都相关部门的人士向全天候科技透露,锤子的危机,使“成都在这个问题上很尴尬”。
锤子、人人车被称为城市引进互联网企业的“黑天鹅事件”。此外,另一种可能导致新一线城市“人财两空”的危机,是迁入互联网企业的留存问题。
他为这类企业起名为“游牧型企业”,认为这不仅是对当地的“薅羊毛”,而且在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均未形成任何贡献,留下“人财两空”局面。
在他看来,新一线、二线城市引进和发展互联网行业,还是要与本地优势相结合,最好能与本地原有产业有所连接。
发展某一两个垂直领域的互联网产业,在许多新一线城市,已经成为趋势。除了早已被称为“中国游戏第四极”的成都,在无意之间,武汉也成为在线教育的聚集地。
在雷建平看来,这与武汉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密切相关,也是武汉顺势而为。“现在有一个新提法叫在线教育新高地,这是光谷第二总部概念上的一个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