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妄想科研投入一夜见效：新西兰生产力为何总是“差一口气”？

后花园12月10日报道

政府正将研发（R&D）视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但与商业成果无直接关联的“蓝天”基础研究或许对生产力同样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科学探索与产业研究一直被视为企业生产力增长和整体繁荣的核心要素。然而，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商业领域，研发资金都面临明显障碍。归根结底，在于难以准确衡量研发投资的回报与收益。

关于新西兰生产力增长的报告层出不穷，不止来自已解散的生产力委员会。2001年，时任财政部（Treasury）经济学家、现任首席策略师 Struan Little 撰写的一份讨论文件指出，当时新西兰私人研发支出极低。在其后在《向失败者学习：经济表现落后的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Lessons from the Losers）一文中，Struan Little 进一步指出，研发与经济成功之间的关联并不明确。

研发帮助了芬兰和丹麦，却未能显著提升瑞士，而冰岛在几乎没有研发的情况下依然繁荣。新西兰当时从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表现极差。不过文件也指出，冰岛和新西兰尽管研发投入低，却是技术快速采用者——2001年的背景下，这主要指大量电脑接入互联网并开展电子商务，如今这已如同通电一样普遍。

2025年10月，财政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新西兰的技术创造率低于同类经济体，部分原因正是研发支出过低。新西兰仍难以将研发活动转化为实际产出和更广泛的生产力收益。报告强调，尽管情况更为复杂，但研发水平对企业确实重要。目前新西兰公共+私人研发总投入约占GDP的1.54%，远低于OECD平均2.7%。

企业研发占比虽低，但在2022-2024年间增长29%，新推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功不可没。2025年，政府正寄望研发带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许多科学家呼吁历届政府不要忽视“蓝天研究”——那些没有明确应用前景、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项目，它们可能在未来带来重大突破。难点在于，如何衡量这类研究对经济和生产力的贡献。

科学家的生产力观

惠灵顿独立智库 Motu Research 是政策研究的重要贡献者，其创立初衷正是新西兰缺乏专注于公共利益的经济研究机构。Motu 汇集了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其中不少是科学家。Motu 研究员 Kyle Higham 在维多利亚大学惠灵顿分校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修读了商学、经济学与金融研究生证书。他的研究虽不直接针对生产力，而是关注研发如何带来更好的社会成果。“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科学与研发如何帮助企业生产出消费者想要的产品，从而降低价格或提升质量。”

私人研究，公共收益

Kyle Higham 指出，私人企业往往对研究投资不足，一方面因为风险与成本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无法独占全部研发收益——私人研发给社会带来的收益通常远超企业自身获得的部分。“以 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 为例，他们投入大量研发，最终目标是销售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的设备、呼吸湿化器等。这些设备让使用者更健康、更具生产力，从而为整个经济做贡献，但 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 并没有拿到这部分收益。”

他认为，研发补贴能通过降低投资风险来激励私人部门。目前对企业的主要支持来自2019年推出的 R&D Tax Incentive（RDTI），为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提供15%税收抵免。由 Motu 与奥塔哥大学联合完成的五年评估显示，截至今年3月，该政策已向1752家企业发放约10.7亿纽币名义价值支持；2020-2024年间，享受该政策的企业平均每年多投入27.4万纽币用于研发。总体来看，RDTI 的性价比高于之前的 Callaghan Innovation 成长基金。

DSIR：惠及所有行业的模式

2025年预算为公共科学拨款11.7亿纽币，其中部分用于科学系统重组。Kyle Higham 表示，基础科学经费往往流向“惠及所有行业”的研究，“可能衍生出商业实体，但更多是私人部门因风险太高、成本太贵而不愿做的工作。”他目前关注1990年代初从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SIR）向皇家研究机构（CRI）转型的过程。今年，七家CRI被合并为三家公共研究组织（PROs），并新设一家先进技术PRO。Kyle Higham 指出，当年转向CRI的一大原因是难以衡量研究产出。

DSIR 是典型的“惠及所有行业”机构，重点服务对新西兰经济至关重要的产业，其最显著成果集中在农业：绘制全国完整土壤图、识别最适合不同农业的土壤并解决矿物质缺乏问题；专门的虫害控制和动物疾病项目；以及1970年代DSIR科学家 Bill Robinson 发明的铅橡胶隔震支座，目前全球广泛应用于抗震建筑。

“虽然这与生产力无直接关联，但如果工作场所地震中倒塌，就谈不上生产力了。”他表示，此后新西兰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面采用“用户付费”模式，“CRI 必须像企业一样运作，通过从行业争取合同来证明自身财务可行性。”结果是，只有大企业才请得起公共研究机构，新西兰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国情导致企业规模严重两极分化。

资助基础研究

Motu 研究员、纽西兰科学家协会联合主席 Troy Baisden 与另一位研究员 Arthur Grimes 都认为，1990年代以来新西兰生产力表现其实并不差，尤其在克拉克和约翰·基政府时期表现良好。“但新冠之后，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都把生产力搞砸了，而且很难反弹，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种可能是，之前许多增长已榨干了DSIR和早期CRI时代研发的剩余红利，留下一个企业所需的基础研究真空。“企业以为只要资助他们现在想要的东西就行，但等到研究成果出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早就变了。”

衡量难题

Kyle Higham 表示，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通常10-20年，但政府希望更快看到成果。新西兰科学投入低的原因虽不清楚，但全球普遍投资基础研究不足，部分源于“衡量难题”——“我们追踪研究经费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甚至比其他同样糟糕的国家还差。”项目如何选立、成功概率多大、与未获资助的类似项目相比如何、没有资助研究者是否还会做、人力资本（培养等，都缺乏系统评估。“政府想把科学经费精准投向经济价值最高的研究，这本身就很可笑，因为我们连衡量经济价值的基本基础设施都没有。”例如，Marsden 基金支持的基础研究若被企业商用，其商业收益并未回溯到公共资助来源。

可能的解法？

多年来，商业、创新与就业部（MBIE）一直在尝试建立全国研究信息系统（NZ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NZRIS），以追踪研究经费及其产出。2016年MBIE计划指出，新西兰创新系统长期缺乏统筹与数据。2019年报告《研究的影响》开篇即指出，科学、研究与创新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但其机制“复杂且争议很大”。2022年底NZRIS公共界面已建成，但后台数据处理未达预期。2023年MBIE称正在修复问题。此后进展缓慢，直到2025年8月最新更新于今年11月才上线。目前MBIE表示已改用商用软件，项目重回正轨，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交付。

孕育未来盈利能力

Troy Baisden 参与撰写了MBIE委托的《公正转型指南》，帮助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他发现，毛利社区会综合考量所有对他们重要的事务，而“我们往往只盯着当下能赚钱的那一块，把其他都砍掉。”如果新西兰只顾短期盈利，支撑未来生产力的基础科学将被抛弃。“科学系统的历史智慧在于：支持那些长期必须支持、却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