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如何变富？诺奖得主警示，政府或长期奖励“错误的努力”

后花园10月23日报道

本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时机恰到好处。授予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和Peter Howitt三人，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解释。这项表彰提醒人们：哪些才是真正驱动繁荣的因素，而哪些不是。

诺奖研究：创新驱动增长的密码

此次共同授奖传递了一个信号：诺奖委员会希望大家关注支撑繁荣的深层结构，而非表面现象。

Aghion的核心观点看似简单：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有用的知识”。他将“有用的知识”分为两类：命题性知识（知道为什么）和规范性知识（知道如何做）。前者类似于热力学定律等科学原理，后者则像是建造蒸汽机的操作手册等实用技术。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上述两类知识往往彼此割裂：工匠掌握技艺却不了解背后的原理，学者钻研理论却不关心实际应用。这个局面为何在近代被打破？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英国建立了能够融合这两种知识的制度环境：诸如科学学会、学术期刊、百科全书以及高效的邮政系统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政府主导的计划，而是自发形成的、分散的、国际化的体系。其背后是一种文化：鼓励好奇心、容忍不同意见、奖励创新突破。英国开放的社会给予人们实验的自由，其健全的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则允许个人从创新成功中获益。

反观同时期的明代中国，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尽管中国曾长期在科技上领先全球，但却未能催生持续的增长。15、16世纪时，中国皇帝终止了远洋探索，下令封闭国门，使民众与世界隔绝，失去了对外部新思想和知识的开放态度，创新活力因此逐渐枯竭。中央集权的管控即使出于善意，也扼杀了本可激发的创造力。

新西兰经济的困境

新西兰智库机构The New Zealand Initiative主席Roger Partridge认为，Mokyr的研究为新西兰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重点不在于政府该“做什么”直接推动增长，而在于营造哪些条件才能促成繁荣。

近年来，新西兰经济增长面临困境：生产率提升乏力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几十年来，新西兰财政部、生产力委员会、经合组织等机构的一系列报告不断强调：我们的经济更多依赖增加投入（人口和工时）来增长，而非提高每小时产出。新西兰劳动生产率与可比国家的差距持续拉大，上世纪70年代，新西兰与一些北欧经济体旗鼓相当，如今每小时产出比丹麦、芬兰和瑞典低了约40%。那些国家通过在创新驱动的行业持续投资实现了生产率提升，而新西兰更多依赖劳动力扩张和移民来带动增长。

Partridge还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新西兰的经济结构和激励机制没有充分支持创新型产业的发展。

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指出，新西兰诞生的“瞪羚企业”（高成长性新创公司）比例偏低：2008年至2018年间新成立的公司中，只有13%达到了瞪羚的高增长标准，这一比例低于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典。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这少数高速成长的企业中，超过40%属于金融和房地产业，真正从事信息通讯技术、专业科技服务等创新领域的不到10%。金融和地产固然重要，但它们通常不是推动长期生产率跃升和知识扩散的源泉。

造成上述格局的部分原因在于新西兰的投融资环境。新创企业在起步阶段相对容易获得贷款，但当它们成长壮大后，却面临比大型老牌公司更高的融资成本，尤其是那些以软件、数据等无形资产为核心的企业。这意味着，新西兰的金融体系更偏好有土地房产作抵押的传统业务，对轻资产、以知识为本的创新企业支持不足。结果就是资本被引导到了低生产率的部门，而有潜力提升生产率的新兴行业反而难以做大。

同时，新西兰企业普遍资本投入不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们每名劳动者对应的资本存量仅为澳大利亚和芬兰的一半，甚至比丹麦低了60%。换言之，新西兰企业普遍使用的工具、机器和技术设备远少于海外同行，而且我们对现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也在下降，自2000年以来，新西兰的资本生产率下降了超过10%。再加上基础设施滞后，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薄弱，进一步制约了新技术的扩散。据调查，近一半（47%）的新西兰企业曾遭遇互联网连接中断的困扰，这一比例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这种数字短板特别影响偏远地区的中小企业，阻碍了它们采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

可以说，新西兰当前的增长困局并非偶然，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地理上远离主要市场、经济过度依赖初级产业和旅游业，加上投融资制度对创新的不利组合，使得我们的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眼下宏观经济缓慢复苏，正是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契机。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督促资本市场发展、检讨研发税收激励、加快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等。

然而，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如果不从战略上重新定位，我们仍可能“奖励了错误类型的增长”。

真正的出路在于调整政策导向，将注意力从依赖既有资产扩张的部门，转向那些能够产生新知识、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域。

诺奖成果的启示：新西兰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Partridge指出，基于上述背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为新西兰提供了三点深刻启示。

教育必须传授“有用的知识”。

学校不仅要让学生理解原理（命题性知识），也要让他们掌握技能（规范性知识）。

遗憾的是，新西兰的教育体系逐渐偏离了这一初衷。

这些年课程设计过度强调“能力”培养而非传授具体“内容”，重视学习过程却忽视了知识积累。没有丰富的知识基础，批判性思维也就无从谈起。长期累积的后果已经反映在学生成绩上：国际评估显示新西兰学生的基础学业水平大幅滑落。

比如，2022年的PISA测试中，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相较2018年显著下滑，印证了自2000年以来核心科目表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幸当前的教育部长正着手扭转这一局面：政府提出了“扎实教好基础”的改革计划，承诺重建“知识丰富”的课程体系，在小学实行每日一小时读写和算术等举措。

这一转向表明，新西兰开始纠正过去“轻知识”的倾向，让教育回归夯实有用知识的根本目标。

始终保持对外开放。

英国之所以能成功工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广泛吸收了来自整个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知识和经验。这对于新西兰的对外经济政策是一个警示，我们应效仿爱尔兰，将外国资本视为“争取的奖品”，而非“稀缺的特权”。这种开放不止针对资金，还包括引进国际人才、推动本地大学与全球科研合作，并积极采用世界各地的最佳实践，而不是一味坚持本土化、自我封闭。

爱尔兰的例子清楚地展示了开放带来的繁荣：该国坚定地把招揽海外投资和先进企业作为经济战略，其投资发展局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主动为跨国公司提供“一条龙”落地服务。如今，全球前10大制药公司有10家、前10大软件公司有9家在爱尔兰开展业务，20大医疗器械企业中有15家落户爱尔兰，超过250家国际金融机构在此运营。源源不断的外资不仅为小小的爱尔兰带来了高质量的就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也让政府税收充盈，财政盈余屡创新高。

相比之下，新西兰过去对海外投资设置了较多限制，一度被评为OECD中对外国投资最不友好的国家之一。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新政府已开始汲取经验，计划修改《海外投资法》，大幅简化审批，把过去那种将外资视作特许的心态转变为默认欢迎、重点管控风险的态度。像爱尔兰那样拥抱资本和知识的新鲜血液，有望帮助新西兰突破资金、人才匮乏的瓶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政府应克制干预创新的冲动。

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没有人去刻意“主导”它。知识的累积源自成千上万参与者的自发合作和自由竞争。科学家、发明家、工匠之间的协作并非听命于某个中央计划，而是因为自由竞争环境下这样的协作符合各自利益，能带来共同进步。

反观当代，许多国家却倾向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热衷设立种种专门机构来吸引投资、整合科研资源以促进商业化、并指定所谓“重点发展行业”。然而，Mokyr的研究表明，这恰恰是方向性的错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靠政府充当“创业者”来催生，而是要通过移除障碍、保护产权、执行合同、维持竞争的市场、保障知识自由流动来实现。这依赖的是一种崇尚创新、容忍颠覆的文化氛围。

新西兰在农业领域的经历提供了有益的佐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毅然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产品补贴和价格支持，把农民彻底推向市场。起初很多人担心农业会因失去补贴而崩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了政府的摇篮，新西兰农户迅速适应，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不再是迎合政府指令。

结果，新西兰农业不仅没有衰败，反而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最富创新精神的农业之一。这充分说明，当政府减少干预、给予自由时，市场参与者反而更有动力去试验、改进，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因此，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风险在于：政府盲目自信，掌握公共资源的同时，幻想自己能够“设计繁荣”。事实是，他们不能。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扫清阻碍繁荣的障碍；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用过度的干预与控制，亲手扼杀繁荣。

诺奖提醒人们：经济繁荣更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非“设计的过程”，它诞生于自由。

新西兰当前的挑战在于，必须摒弃那种“只要有合适的部长、建立一个专项机构就能搞定增长”的幻想。政府的角色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乐队指挥”，而更像是维护舞台和音响效果的幕后工作人员，确保音乐厅音效良好、大门敞开，乐手能够自由演奏。只有夯实“知识、开放、自由”这三大基础，才能重回繁荣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