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火力全开：未来基金＋产业补贴＋房产税三连发，全面对决国家党经济路线

后花园10月28日报道

上周，工党密集发布经济新政，结束了两年来政策匮乏的沉寂。

两项计划都旨在提振本地产业、创造就业：首先是设立新的主权投资基金，即“未来基金”，利用国有企业的现有资产进行盈利且兼具公共利益的投资。随后，工党承诺增加对本地视频游戏开发行业的补贴，在当前每年约2200万纽币的基础上再增加1100万纽币，使年度总额提升至约3300万纽币。这一加码将把游戏开发支出的返还比例从20%提高到25%，申请门槛从每年25万纽币降至20万纽币，单个公司的年度返还上限从300万提高到450万纽币。

这些调整旨在让更多中小型本土游戏工作室受益，并确保大型公司的旗舰项目也能获得更大力度支持。

工党的基本论调是，通过政府更加积极的干预和管理经济，可以创造比现任联合政府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下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未来增加税收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政策并非激进出格：国家党政府本身在执政后并未取消对游戏产业的补贴，反而维持了该计划；同时国家党也原则上支持设立国有投资公司的概念，只是在具体运作模式上与工党存在分歧。

“未来基金”：模糊的蓝图

关于名为“未来基金”（Future Fund）的主权投资基金提案，目前公开细节不多，使得外界对其具体定位存在不同解读和争议。反对者担心这会沦为政治人物用来投向心仪项目的资金池，即所谓的“政客投机基金”。支持者则希望它能够对抗一味逐利的私人资本，引导长期公共投资。有人将未来基金想象成各种彼此矛盾的角色，例如：

风险投资基金：投资早期企业，获取高增长回报；

基础设施开发商：直接投入国家基础设施项目；

区域/产业发展机构：定向扶持特定地区或行业；

公益资助基金：类似慈善资金，投向无利润的公共项目；

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为国家长期积累财富、惠及后代。

显然，一个基金不可能同时扮演所有这些角色。

因此，未来基金究竟定位为何成为焦点：它究竟更偏向商业投资，还是侧重公益目标，抑或试图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双重使命：财务回报与公共利益

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Barbara Edmonds强调，“未来基金”将承担双重使命：既要实现财务回报，又要创造公共利益。用她的话来说，该基金将进行“使命导向型的商业投资”，所有投资项目都必须盈利，但不会设定硬性的年度回报率基准。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利润目标，基金才有灵活性去支持那些强调“公共好处”的项目，而不只是追逐最高财务回报。

这听起来很理想，但现实挑战在于：公共利益的衡量远比财务回报困难。判断一项投资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高低相对客观，但要比较一个太阳能农场与一项可负担住房工程哪个产生的“公共价值”更大，却几乎是主观判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Edmonds表示，如果工党重新执政，将会与财政部及基金管理层共同制定详细的投资框架，为“公共利益”设定具体评估标准，以便在不同投资选项间权衡决策。

她同时强调，一旦双重使命和投资标准确定，基金的日常投资决策将独立于政治干预，按照商业逻辑自行运作，不会由部长或政客逐案审批。换言之，政府负责制定方向和规则，但不会直接插手具体项目选择，尽量避免让基金沦为短期政治目的的工具。

借鉴“爱尔兰模式”：降低回报换取多重目标

Edmonds明确表示，未来基金在构想上并非效仿新加坡的淡马锡，而是参考了爱尔兰战略投资基金的做法。爱尔兰的这个国家投资基金以商业化方式运作，但肩负支持本国经济活动和就业的特殊使命，可谓与未来基金异曲同工。

在爱尔兰基金框架下，他们提出了“双重底线”的概念：除了财务回报这一底线外，还增加了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重底线，并据此设定了四大优先投资主题：气候行动、住房、本地企业扩张、农业发展。这些附加目标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往往意味着牺牲部分财务收益。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爱尔兰战略投资基金自2014年成立以来，平均年回报率只有3.4%，而同期新西兰超级基金（NZ Super Fund）作为纯商业投资基金则实现了约10%的年均收益。

尽管财务业绩逊色，但爱尔兰基金设定了明确的投资绩效基准：要求回报率至少超过政府五年期国债的平均利率（2024年该指标为2.6%）。也就是说，只要投资收益跑赢国家借债成本，就算达成目标。这一做法值得未来基金借鉴，它提供了一个最低“门槛”，确保基金运作不会因追求社会效益而偏离财务理性太远。

综合来看，如果未来基金按照类似思路运行，可以预期它将成为：

一个主权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新西兰本地的住房、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通过本土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基金对创新企业注资，以取得温和的回报。这种投资组合既关注国家战略需求，又力求实现盈利上的自我平衡。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模式并不完美，缺乏明确的收益基准，绩效评价可能困难，但总体而言也不算差。相比由政府部长直接拍板投资决策，通过专业基金团队“挑选赢家”可提高投资项目质量，同时形式上保持与政治一定距离，减少短期政治干扰。

至于创造就业的效果，目前尚无定论。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基金未必能从宏观上净增大量就业岗位，但至少应该比由部长亲自选项目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工党和国家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也由此凸显。

国家党更倾向于走“淡马锡模式”：建立一个专注利润最大化、为未来积累财富的国有资产管理平台，追求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这种模式下，政府可以利用更高的投资收益来资助公共项目，从而间接实现公共利益。但批评者指出，国家党这种方法缺乏针对性：公共资金一味逐利，未必流向国内最需要扶持的领域（如初创科技、基础设施或绿色产业），反而可能为了收益将资本投向海外市场或成熟行业，短期看财务报表亮眼，却无助于解决本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总的来说，工党与国家党的政策各有利弊：前者侧重解决当前新西兰经济痛点，追求社会效益，但须承受较低财务回报；后者追求高收益和国家财富增长，效率更高，却可能忽略一些迫切的本土发展需求。

电子游戏产业补贴

工党推出的第二项经济举措涉及规模相对较小但广受关注的视频游戏开发补贴政策。这些举措旨在让更多中小型工作室有资格获得资助，并确保大型公司的重点项目也能享受更大支持力度。

经济学界对补贴有效性看法不一。批评意见认为，此类补贴的经济逻辑并不牢靠：政府资金往往只是使经济活动在不同行业间此消彼长地转移，并不一定创造真正新增产出。一些原本缺乏竞争力、可能被市场淘汰的项目因为补贴得以存续，反而可能占据资源，阻碍更有价值的创新出现。

其次，国际经验表明，一旦进入补贴竞争，各国往往陷入“逐底竞争”：为了留住企业和资本，纷纷加码优惠，导致补贴政策难以退出。新西兰的电影产业就是前车之鉴，几十年来政府为吸引好莱坞来新西兰拍摄提供了丰厚补贴，结果本国影视业对补贴形成结构性依赖，如今几乎没有削减这笔支出的政治空间，否则大片厂可能立刻转投他国。

资本利得税提案：抑制投机与医疗筹资

今天一早，Hipkins又突然放出重磅炸弹：工党党团内部达成一致，决定在竞选中主张对住宅和商业房产征收28%的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 CGT），并将所得收入用于为每位新西兰人每年提供三次免费的全科医生（GP）就诊服务。

“当前我们的税制奖励的是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那些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人。我们要改变这一点。”

Hikpkins称这是一项“简单而有针对性的税改”，能确保从房地产交易获利的人们支付应有份额，从而为新西兰本土企业与创新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他承诺，新税收的每一分收入都将重新投入医疗体系，其中包括通过名为“Medicard”的计划为民众提供免费GP问诊服务。

按照工党披露的设计，这项资本利得税将有严格范围，仅针对投资性房产或第二套住房，以及商业地产的增值部分征税。家庭自住房、农场土地、KiwiSaver退休储蓄账户、企业营运资产、遗产继承和其他贵重物品都明确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税率定在28%，与公司税率一致，体现了将房地产交易收益与其他商业活动在税收上“一视同仁”的原则。

征税方式为实现计税（realisation-based）：即在资产出售时对增值部分征税，仅针对2027年7月以后产生的增值计算，不具追溯效力。

按照时间表，如果工党在2026年大选中胜出，新税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这一政策引发了现任政府的强烈抨击。财政部长、国家党副党魁Nicola Willis直斥这是一项“糟糕透顶的主意”。她批评说，在新西兰经济最脆弱、最经不起折腾的时候，推出这样一项对整个经济体征收巨额税款的政策，无异于“给经济套上重税枷锁”，将“使经济陷入危险”。

尽管工党将此描述为“范围狭窄”的税种，Willis却反驳说事实恰恰相反。“这绝不是狭窄的税；按照他们的说法，全国所有商业地产交易都在征税之列，这将打击无数企业，从街角的便利店到制造工厂。它还会影响每一位把资金投入KiwiSaver的人，因为KiwiSaver投资的企业当中，有部分现在将面临这项新税。”

针对工党声称将用税收收入提供免费医生问诊，Willis也不以为然。她指出 “免费的GP问诊并不能解决医生短缺的问题”，在医生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算看诊不收费，民众依然难以及时约到医生。Willis强调，联合政府正努力培训更多本地医生、吸引海外医生，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定向的GP问诊补贴。她讽刺工党的方案“听起来又是典型的工党式政策，设计很差劲，有点像翻版的KiwiBuild”（KiwiBuild是工党先前的住房政策，因目标难达而声誉不佳）。

专家学者对这一资本利得税提案则给出了不同解读。奥塔哥大学教授、税法专家Craig Elliffe，曾参与2017年政府税制工作组。他认为工党提出的做法“范围的确狭窄且有针对性”，覆盖面远不及其他国家常见的资本利得税。“它只聚焦于投资性住宅物业和商业工业地产，所有其他资产-那些国际上通常计入资本利得税体系的-都被排除在外。例如股票、退休储蓄，以及收藏品（绘画艺术品等）。”

在他看来，这是“最干净、最简单、行政执行上最容易的资本利得税形式”，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价值评估相对一致的资产类别”（房产），实施起来非常直接明了。

“它会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但规模绝达不到全面资本利得税的程度。一些设计特征（如继承免税、税率仅28%）也降低了潜在收入，而且28%的税率低于个人最高边际所得税率。”

对于有人担忧此税将殃及中小企业，Elliffe并不认同：“实际上除非他们企业资产中包含房地产部分，否则根本不会受影响”。他强调，这项税收主要针对的是房地产投资者，其结果将是把更多资金引导至生产性部门，有助于解决新西兰长期存在的生产率低下问题。

“看看塔斯曼海对岸的澳大利亚，或者任何实行资本利得税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因此变得低效，反而比我们更具生产力。”

联合政府副总理、行动党党魁David Seymour则对该政策持严厉批评，称其具有“分裂性”。他表示，新西兰的税收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高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问题并不在于新西兰缺乏政府收入”，而工党的提议似乎又是老一套的“仇富心态”作祟。

“似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不同群体被指责是问题根源，然后必须通过‘征税或惩罚’来承担责任。”他将工党的资本利得税描绘为一种分裂社会的手段，认为这只是迎合公众对富裕阶层的不满，却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国家财富。

两种经济路线之争

从短期效果看，工党的产业干预和税收改革有望带来直接利好，例如未来基金的资本若很快投向本地项目建设，可创造就业岗位；扩大的游戏补贴立即减轻企业成本、留住人才；资本利得税若实施可增加财政收入用于医疗减负。而国家党的自由市场路径在短期内效果往往不显著。但从长期效率看，工党的方法存在选项配置不当的风险：政府若投资决策失误，可能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产生机会成本，原本可更有效利用的领域错失资金支持。国家党的方法则可避免政府直接投资失败的风险，让专业投资者和市场去决定资金流向，理论上能实现更高平均回报和效率。但这种“不干预”也可能错失一些战略机遇，例如，私人资本不愿涉足的新西兰本土创新领域，若无政府资金“催化”可能永远起步艰难。

就政治效果而言，工党的积极作为在舆论上赢得了一定关注和主动权，这有助于挽回部分选民信任。相比之下，如果经济未能好转，国家党可能遭选民质疑“是否做得不够”。工党此时抛出的系列新政本身已为竞选造势加分，因为这至少证明他们并非只有批评，还端出了自己的方案。而国家党若不拿出对应对策（或替代方案，如更明确的减税刺激或提振商业信心举措），在选战议题上可能略显被动。从近期民调看，这种态势或已初现端倪：国家党支持率一度滑落至30%以下，而工党有所回升。

此外，工党大胆提出历来敏感的资本利得税，也被视作一着险棋：一方面它鲜明地划出了两党在税收公平上的界线，可能激发支持税改的选民热情，但另一方面也给了执政党攻击的口实。

工党的经济新政能否说服足够选民，将是决定其大选结果的关键砝码。